试论宋元戏曲小说中的负心型故事及其影响

摘要：宋元戏曲小说中的负心型故事，指的是贫苦的读书人，得志后攀附高门遗妻杀妻的故事。这类文艺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一向受到学者文人的重视。论文以此为话题，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本身及社会背景等方面来论述这些负心型故事的成因及演变。

关键词：宋元戏曲；负心故事；南戏北曲；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1-0083-02

在宋元戏曲里，以“书生负心型”为题材的故事内容对两类人进行了谴责，一类是写贫贱夫妻，丈夫得官后弃妻另娶或者杀妻，另一类是写读书人得妓女帮助而得中高官，后来负心。我国古代文学中，关于负心型的故事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有所记载了。比如诗经中的《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想当年青春貌美时，信誓旦旦长相厮守，到如今，鬓发皆白反目成仇”。女主人公被无情抛弃，过去指天赌誓，画地为牢，到婚后“二三其德”、“至于暴矣”。男子的负心无情，可谓显矣。另外还有《谷风》、《上山采靡芜》等，这些作品是最早的对负心故事的文字记载。文学史发展到宋元戏曲和明清小说阶段时，关于这类故事的叙述开始流行起来。如南曲[刷子序·集古传奇名]：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北曲[寨儿令·无题]：鸳帐里，梦初回，见狞神几尊恶象仪。手执金锤，鬼使跟随。打着面独脚皂纛旗。犯由牌写得精细：劈先里拿了王魁，省会了陈殿直，李勉那厮也听者：“奉帝敕，来斩你这负心贼。”

宋元时代的负心型故事有：《醉翁谈录》，主要叙说王魁负桂英，桂英到海神庙自杀，鬼魂活捉王魁。南戏有《张协状元》，讲的是张协中状元，遇见贫女时不仅不相认并把她砍伤。后贫女得太尉王德用收留，认为义女，复与张协成为夫妻。

我们来分析一下宋元代出现这类作品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原因。宋太祖赵匡胤掌握政权以后，宋朝社会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官制度。文官的俸禄很高，待遇优厚，皇帝立法不轻易杀害言官文臣，如果犯罪，最严重的惩罚不过流放，这样宋代言官爱民忧国的责任心就特别重。但是宋元交替的时候，社会处于动乱之间，为了更好的生存，快速得到仕宦前途，遗弃贫贱夫妻或杀妻的事情开始变得多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快速地摆脱妻子的“束缚”，以一个新科状元的身份、单身贵族的名头和豪门结交，夤缘向上。

同时，宋代社会思想体系主要是程朱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宁可要清白之身，不惜以身殉情。在这样的思想统治下，人不再是主导地位的智者，反而成为制度的附庸，大量节妇烈妇为了一座贞节牌坊，为了早逝的夫君亲人的口头评价或者官府的“节妇表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家们谴责薄情负心汉，热烈地赞扬这些贞妇，尤其是宋代传奇，创造了很多贞烈的妓女形象和仙妖狐鬼。

另外与作者本身有关。宋元戏曲和话本的作者，社会地位大都比较低下，所谓“十儒九丐”。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文中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耳吏，先之者，贵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目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今之儒也。”有元一朝近百年不再举行科举考试，那些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寒门子弟地位开始变得更加不堪，他们或放诞歌酒，或开始转向杂剧创作，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出色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不同与前代，仕宦险恶似乎并不足惧，问题是连踏入这样的阶级的机会都没有了。贯云石笑称三闾大夫：你污沧浪，沧浪污你？因而文人能走到社会的真实中去，了解并同情这些被害的下层妇女，用他们的真情和文才书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以鬼神报应作为故事的结尾，是时代局限性。但这种弃妻杀妻的故事发展到明初反而消减下来，到后来逐渐没有了，流行的是以妥协团圆为结局的故事。比较典型的作品是《王魁负桂英》、《潇湘夜雨》以及后来《琵琶记》。

值得指出的是，作品《王魁负桂英》是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南戏作品之一。主要述说宋嘉佑年间，歌妓焦桂英救起落难文人王魁，因爱其才，倾囊助王魁修学，王魁感激不已。王魁上京应考前，与桂英于海神庙神前许下山盟海誓，哪想到高中状元后，被丞相纳为女婿，自此性情大变。桂英久候仍未见郎归，竟接到王魁休书，在悲痛绝望下，欲悬梁自尽，幸好被侍女救回。王魁得知此事，良心受责致病，以致旧病复发，吐血暴毙。桂英抚今追昔，悲痛不已。这出戏将宋代寒士文人发迹后，负心抛弃前缘女子，女子贞烈殉情的故事套路表现得非常明显，是处于奋斗中的士大夫阶层，在动乱不安定的社会现实中，或者是饱尝生活艰辛苦难的落魄文人，一种深切的社会反思和现实担忧。士大夫们借王魁悔婚、停妻再娶的“负心”行为，暗示并且抨击宋朝社会政治生活的背信弃义，并以“女鬼复仇”这样的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来实施规劝。

但这种情况到明成化、弘治年间及其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宪宗于1465年改元“成化”，初年为于谦平冤昭雪，体谅民情，励精图治，多国朝贡。宪宗仁厚，善于纳谏，罢逐汪直等小人，重用李贤，国库充裕，成化十八年废西厂。国内暂时安平不起祸事，反映社会社会生活的传奇小说也开始兴盛，传奇作家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得这些文人的精神面貌随之变化。他们开始不为五斗米折腰，开始不为仅仅糊口而去迎合民众的口味创作。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使得他们的装作思想发生了变化，有的作家开始鄙视厌弃因负心而杀妻的故事套路，不再创作这样的本子，或者改变它的结局，以美好团圆的结局为主。在明代小说的创作里，著名的是冯梦龙纂辑的短篇小说集“三言”里，只收录了两个以女方死亡为结局的负心故事：《王娇鸾百年长恨》写周廷章负了王娇鸾，王自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李甲负了社十娘，杜投水自杀。另外，凌濛初的《拍案惊奇》里也有《满少卿饥附饱飓》，写满少卿得官负了焦大郎之女焦文姬，焦饮恨而死，鬼魂捉了满少卿复仇的故事。

这种创作风气发展到明代，影响了这个时代的文艺创作，负心型故事可以说长盛不衰。戏曲方面，不敢揭露真实的作家较多，所以负心改为不负心的情况出现了。由于这类思想的出现，对妇女的认识也有所变化，尤其是到了明汤显祖，他的致情观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生生死死的情爱缠绵里，表现的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为挣得一点爱的权利和自由，变鬼生魂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根本反映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对女性的关注问题。阮大铖、吴炳的一些传奇以及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都描写了少女冲出深闺走向社会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这种形势下，各式各样的欺压妇女、迫害妇女的问题也被提到了文艺作品里。崔莺莺的被负心也不过是那个社会千千万万需要心理关注和情爱自由的妇女的具象和代表。妇女需要被认同，需要摆脱封建桎梏，需要爱和承认，而社会也需要妇女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所以他们可以生死相牵，终成眷属。而中国人的团圆情结，又使得这个剧长盛不衰，几百年来成为经典。

汤显祖的另外一部戏叫《紫钗记》，是以蒋防的《霍小玉传》传奇文为蓝本的。蒋防《霍小玉传》写的是李益开始时认定霍小玉，相恋同居，可小玉知李必另娶，要求李坚持到三十以后再娶，到那时她出家为尼，李回答死不负霍。李到家后，母亲为她定婚卢氏，李背盟弃小玉。第二年，李益到崇效寺看牡丹，被黄衫侠士劫持往小玉处，此时小玉已病重，责李负心，并说必为厉鬼相报而死，李后数娶都不安。汤显祖撷取这个故事，改为《紫箫记》，写到李益从军，七夕回家为止，但没有涉及结局。后来改写为《紫钗记》，索性写成李益未负心，也未遵母命另娶，后小玉病愈与李重修旧好。这部传奇和元稹的《莺莺传》为张生抛弃崔莺莺辩护是截然不同的。剧本虽写有负心，但最终却是团圆的结局，这样的结局是对妇女地位的肯定。

负心型故事发展到顺治以后，故事开始类型化。传奇剧本里写男女关系的，大半是才子佳人型，不然就是才子闺秀型，或者才子妓女型。这种创作形式，成为民国鸳鸯蝴蝶派和星期六派的始祖。甚至钟爱这种创作的张恨水，虽为民国才子型创作作家，但是故事多走不出这种套路，甚至影响到台湾作家琼瑶。负心型故事的结构多为男女主人公历经波折，终于团圆。作家利用读者的同情心和对美好结局的向往，故事发展尽量曲折，但结局多为同喜同乐的团圆式。

负心型故事影响到了短篇小说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团圆结局，开始出现负心遭报的因果报应式，在这些作品中最流行的自然是《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这种因果报应的小说结尾主要是受到当时佛教的影响。人民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时有发生，而且经历南明的分裂，人民急需找到精神的寄托。佛教教义讲轮回报应，因果善恶，所以很多作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品的创作开始有这种倾向。虽然一些作品专写花妖狐鬼的故事，但却往往是社会实况的假说，它们又不受团圆与否的禁制，所以大都希望恶人遭报。

负心型的戏曲对鸦片战争后的戏剧创作的影响又发生了变化，由于资本主义思想传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变得不堪，寄情诗酒的士大夫风气又开始流行起来。川剧《情探》，是把《焚香记》的结局改为活捉，重又走上《王魁负桂英》的道路。《焚香记》是明代传奇作品，演说王魁和焦桂英的爱情故事，王魁负心，桂英复仇。宋官本杂剧有《王魁三乡题》，戏文有《王魁》，元杂剧有《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明杂剧有《王魁不负心》。《焚香记》写王魁翻案，辞婚守义，团圆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