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伦常与人本精神的矛盾呈现

摘要：明代戏曲家孟称舜的杂剧《英雄成败》创作于晚明阉党横行、明政权将倾之际，反映晚唐黄巢造反、郑畋勤王之事。从《残唐再创》更名为《英雄成败》，剧中透露出的英雄观与成败论，均折射出孟称舜从为国家到为天下的心路变迁，表现王朝更迭之际晚明文人在封建伦理与人本精神的矛盾中的痛苦挣扎。

关键词：孟称舜 《英雄成败》 封建伦常 人本精神

《英雄成败》又名《残唐再创》，是晚明戏曲家孟称舜所著北曲杂剧。该剧产生于晚明阉党横行、明政权将倾之际，表现了晚唐僖宗年间田令孜专权、黄巢被逼造反、郑畋会盟诸路节度使勤王之事。初看时极易将本剧归入单纯影射时事的作品之列，但考论其题目更名、故事及思想情感，可见作家对何为英雄、以何标准论成败等问题做了深沉而痛苦的思考。孟称舜沉浸于封建伦理与人本精神的矛盾中，使此剧表现出了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反映出晚明文人复杂纠结的内心。

一、矛盾心境下的题目更名。此剧题目，或言先名《英雄成败》，后改名《残唐再创》，其更名用意反映了孟称舜的矛盾心境。本剧收入沈泰于崇祯二年（1629）编撰的《盛明杂剧》二集之中，汪彦雯评，题名《英雄成败》。崇祯六年（1633）孟称舜编撰《古今名剧合选》，本剧在其《酹江集》中，题名《郑节度残唐再创》。祁彪佳《远山堂剧品·雅品》录名《英雄成败》，另有武陵人李九标（约崇祯初人）《四大痴传奇》录酒、色、财、气四剧，气用黄巢下第事，事本《残唐再创》。②

以诸杂剧集选录本剧的时间顺序来看，此剧当先名《英雄成败》，后更名《残唐再创》。但观孟称舜交游之诸生所记及崇祯元年前后诸事，觉此说殊有可疑。卓人月，万历三十三年至崇祯九年（1606-1636）生人，其云“今冬遇凫公、子塞于西湖，……子塞复示我《残唐再创》北剧”，孙书磊考“今冬”为崇祯元年（1628）冬。马权奇则言“此剧作于魏监正炽之时”。阉党横行时作家或许不可能顶风创作，但白天启七年（1627）8月后魏党已显见失势，至崇祯二年《盛明杂剧》刊行，期间足够创此短剧了。魏忠贤于天启七年11月自缢，此事正可激发孟称舜“再创”之心。孟称舜自选本剧，以《残唐再创》名之；卓人月、马权奇言及此剧亦均称《残唐再创》。皆名《残唐再创》，足见孟称舜在创作之初是倾向于以此为名的。卓人月《小引》作于崇祯元年冬，尚早于《盛明杂剧》录《英雄成败》，故不能认为《残唐再创》是后来改名所致。用此题目，应出自作家最初之意。至于崇祯二年刊刻时改名《英雄成败》，正与孟称舜对时局忧虑愤懑的心情相关。再创的热情面对的却是党争、边乱与流民四起的现实，希望变成了失望，影射中生出了同情，因而有《英雄成败》这一更名。此题名应是孟称舜在自省其矛盾心路后作出的选择，最能反映其纠结的创作思想。他原本只是期望有忠直之士能诛权奸、兴再创之功；后来才有了安天下、和万民之志。该剧更名历程，当以《残唐再创》在先，《英雄成败》在后。题目最终确定为《英雄成败》，与作家自身英雄观与成败观的变化有关。

二、人本精神寄托下的英雄观。晚明汪彦雯评价此剧：“黄巢以下第书生而搅翻世界，郑畋以筮仕书生而整顿残唐，均是英雄伎俩，固不得以成败论也。”这一评述脱离了成王败寇的范畴，把黄巢、郑畋皆看作是英雄，但并不完全符合孟称舜的本意。剧中二人志向抱负迥异，兴兵动机截然不同，有英雄与枭雄之别。郑畋是孟称舜心中唯一的英雄，是作家人本精神的寄托；黄巢固然豪勇，但与郑畋相比只能算作枭雄。

剧中第一折二者态度即见分际，黄巢力求晋身，言“金榜无名誓不归”，然郑畋意图报国，言“有志为国家建立功勋”。第二折黄巢痛殴刘允章，“恣意的自胡讪，信口的胡褒弹，一个个是贪钱眯目糊心汉”。第三折郑畋会盟各路节度使勤王，“怎教贼人行，乱踹江山碎”一句再次凸显了他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志向。第四折中郑畋又对导致唐朝覆亡者进行了质问与控诉，“俺看满朝中文和武，倒不如陆家的黄犬犹知恋主家”。黄巢、郑畋之辞，前后气韵通贯，皆出于作家的愤恨。然第四折郑畋之斥急、怒、恨交融，急万民困苦，怒官吏贪墨，恨天下纷乱，立意已在因个人被辜负而痛殴的黄巢之上了。剧终时郑畋言“则待拾残山，收剩水，重安百姓家”，更可见其志向胸襟高出黄巢一筹，以百姓和天下为心之所系，超越了杀伐成败。此剧说尽英雄成败，逐鹿中原的只是枭雄，心怀天下的大仁义者才是英雄。孟称舜的用意在于：黄巢只是心怀私仇异志的一代枭雄，郑畋则心怀天下，终不改其保民安邦之志，此方为英雄本色。

郑畋是剧作家极力称颂的英雄，也是他创作思想中以百姓安乐为本的理念的寄托。以暴力抗争的黄巢，走的则是作家潜意识中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另一条路径。据《绍兴县志资料》中《独树村孟氏家谱》载，孟称舜为孟子的第六十四世孙，曾“舍其父孟应鳞遗宅为庙”，其名教思想可见一斑，但这位熟知封建伦常的儒者却在剧中对造反的匪寇黄巢重笔描述，是明代“致良知”的心学语境中作家寄人本情怀于百姓苦难的真情流露。

黄巢的事迹与明末农民起义有相似之处。天启年间，魏忠贤及客氏弄权，朝内党争不断，终致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天启七年饥疫流行，陕西王二等不堪重赋，聚集饥民起兵造反，至崇祯元年，陕、甘、川等地变乱四起。这一杂剧无疑影射了天启年间阉党的祸乱和民变的现实。

孟称舜于当时文名早负，却在科举中屡试不第。作为读书人，眼见为国焦虑的清流遭戮，感叹抱负难酬，痛恨朝廷权奸当道而又报国无路。烽烟四起的时局，使他对激起民变的权奸集团产生了巨大愤恨，在不经意间已将黄巢当作自己愤怒郁结情感的寄托。作家以刘允章的贪墨和蛮横做铺垫，强调黄巢造反是被逼无奈，反映了他对变民的同情。剧中黄巢被郑畋剿灭，与新旧《唐书》所载并不相符。而这种对奋起抗争的枭雄报以同情、又不得不被遭遇相似的英雄剿灭的艺术加工，是作家创作思想中封建伦常与人本精神之间矛盾的体现。结合汪彦雯、祁彪佳等人的评语，可看出这种矛盾的心结并非孟称舜独具，是晚明文人思想中一种广泛的存在。

三、封建伦常影响下的成败观。此剧以黄巢、郑畋应科举为始，以郑畋诛杀贪赃舞弊逼反黄巢的刘允章为终。论及成败，黄巢身死、郑畋功毕，看起来“成”者为郑畋，“败”者为黄巢，似乎一目了然。可虽然小贪刘允章、令狐滴伏法了，大恶田令孜却安然无恙，郑畋还远未到“成”的地步。郑畋虽暂时维护了封建伦常，却不能真正实现以百姓安乐为本的理想。权奸之祸，历来源于皇帝的昏聩，而非佞臣和墨吏。残唐的积弊未除，太平安乐只是种奢望。一面欲安定万民，一面不能违背礼法，作家的创作陷入了矛盾、痛苦乃至绝望之中。“归卧嵩丘扫落花”，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作家心中，黄巢是失败的枭雄，郑畋则是失败的英雄。黄巢败于自己的气量与志愿，抱着“七言诗作上天梯”的志愿参加科考，存着“跳动黄河天下反”的想法起兵造反。郑畋“成”在他惩戒震慑了权奸，言“败”是因他距离“整顿乾坤、安定百姓”的抱负还很远。

孟称舜借郑畋唱尽晚唐衰败景象，可见作家心中巨大的隐忧，他分明感到了时局与历史的相似，产生了对社稷的悲观预感。1644年，李白成以猛于黄巢之势攻克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离覆亡仅余数年。明亡之际，有左良玉、史可法殉节于明，有钱谦益、吴伟业转仕于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隐居不仕，有周钟转仕于李白成。孟称舜于崇祯年间中秀才，清顺治六年（1649）举贡，官松阳县训导，顺治十三年（1656）辞归。哄好友祁彪佳自沉殉节，而他熟稔孔孟之道，却忍辱负重出仕于清廷。封建伦常与为民立命的志向孰轻孰重，至此他做出了艰难而决绝的选择。经过叹悔和纠结的思考，孟称舜的成败观渐渐发生了变化。权奸“擅朝纲，施奸诈，播弄得破国亡家”时，公义不存；“禁城中百万旧人家，淅零零流血满章华”之时，天理不存。在目睹了变乱之际的种种惨剧后，孟称舜选择了回归其抚万民、安天下之本愿的道路。出仕为官，虽担着贰臣的污名，又仅为一县训导，但能教化乡民、扶助后学，足慰其愿。

第四折中孟称舜借郑畋之口表现所谓“展经纶”的理想抱负，反映在实效上便是“拾残山、收剩水，重安百姓家”。这是晚明文人心中的良知在兴亡更迭之际，对苍生疾苦的真实关怀与对太平安定的真切企盼。

纵观全剧，处处是忧愤，字字皆关心。既是孟称舜对时事的感发，也充分体现了其以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志向与封建伦常理念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托名于《残唐再创》或是《英雄成败》，均可见作家家国天下的悲悯情怀。结合孟称舜入清后的行为，可知其最终确定了为生民立命的目标。走出了矛盾与纠结的孟称舜，其眼光早已不在寻常的兴亡成败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