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遇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单元，其内部分工、合作与竞争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全球政治及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世界级城市群及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供需矛盾最为突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上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先试。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立足京津冀发展实际，认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所在，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京津冀协同发展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1（b）-105-03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理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同时又有所不同。一般认为，西方供给经济学的鼻祖是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他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学派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这个学派主张从调节供给方面去谋求经济均衡的发展。前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又被称为“里根经济学”。1979年～1990年，撒切尔夫人在当时环境下，以供给学派主张的改革意见为基础，推行很多政策使英国经济发展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撒切尔主义”。与西方供给经济学相比，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策背景、手段方面和发展目标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既有短期任务（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的五大任务），也有长期战略（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目标，特别是转变发展理念，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1]，这一理论源于中国经济学群独立研究的成果，是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上的不断创新，更加强调要基于我国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需要。

从供需关系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还是以供给侧为重点，主要还是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变化来做出选择。供给侧代表产品侧，是生产和提供产品的所有活动，即实体经济体系；需求侧代表货币侧，是形成购买力的活动，即货币经济体系[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更多是倚重于需求侧的推动，市场化改革更多是需求侧的改革，主要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主要政策调控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即依照经济形势变化采取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或鼓励消费），其基本特征是货币性、短期性和总量性的。但历史经验表明，依赖需求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重大思路调整，主要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改革[3]，其基本特征是实体性、长期性和结构性，其目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的重组生产和市场，提高产出效率，并促使供求趋向均衡[4]，解决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中的结构性问题。从长远来看，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现阶段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5]，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产品结构、技术水平、教育结构等各方面的问题[6]，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略。

2 京津冀协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先试

2.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意义深远的重大国家战略

从著名的“胡焕庸线”较为全面地理解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在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和云南腾冲之间划了一条线，将中国人口划分为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两部分。其中，东南半壁36%的土地面积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面积仅养活了4%的人口，之后这条线被命名为“胡焕庸线”，一直被国内外承认并沿用至今。改革开放30多年来，“胡焕庸线”是相对稳定的[7]。“胡焕庸线”反映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正面临“半壁压强型”的巨大资源、能源耗用及环境、空间压力。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城市群和增长极，不到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也成为“胡焕庸线”划出的东南半壁经济和人口的主要集聚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我国的城市群明显在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較大的差距，其发展长期受制于供需矛盾，其中京津冀地区的问题最为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要将京津冀打造成为世界城市群，这一过程在经济层面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解决区域供需矛盾的过程，即供给侧改革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不仅解决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供需矛盾，而且通过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帮助解决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供需矛盾。

2.2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地区主要省市的发展定位——北京市以“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为发展定位；天津市以“一个基地、三个区”（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为发展定位；河北省聚焦于四个基地建设（即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来看，产业的合理分工和融合是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源动力动力区域创新[8]。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质上应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次先行先试，从一开始就是向制度要空间，向改革要红利，其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布局，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区域内全要素的生产率，降低市场的制度性成本，从而使京津冀地区真正能打破“一亩三分田”的发展格局，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排头兵”，必须注重“理性”地衔接国家其他相关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现无缝对接，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更加注重供给侧端的改革，努力创新发展路径，完善政策举措，探索新的发展机遇，大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树立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3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京津冀是我国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绝对优势的三大城市群之一（ 《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2014）》，教育部课题），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是连接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咽喉要地，以不到2.3%的国土面积集聚了8.1%的人口，创造了10.4%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3.1 资源环境承载力成为刚性约束

资源利用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土地资源（占全国面积的2.3%）和水资源（不足全国的1%）相对比较匮乏，环境污染（尤其空气污染）严重，每年燃煤消耗量为4亿吨（占全国的1/10），煤炭消耗空间密度（单位：平方公里）是全球平均值30倍，资源环境承载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刚性约束。

3.2 区域交通一体化初现

在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之后，三地达成“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的一致意见，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的逐步落地以及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造，区域内交通一体水平不断得以提升。目前，京津冀地区初步建立起以北京为陆路及航空中心、以天津为水陆联运中心且集航空、铁路、港口、公路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区域内机场吞吐量达9821万人次，占全国的15.4%，位居亚洲第1位、全球第2位；公路网、高速公路网、铁路网的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3.3倍和3.6倍，是我国铁路和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区域；沿海港口货物通过能力达到全国的16%。

3.3 区域内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成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其核心是以产业转移为突破口，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有效配置，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随着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落户河北唐山、沧州黄骅汽车项目、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中关村与河北科技园区的合作、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等落地，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初步形成。但目前的产业转移仅仅初步缓解了北京产业过于集聚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京津冀地区产业布局不合理、沿海地区的同质化竞争、产业转型升级难等核心问题。

3.4 人口分布呈现高度集聚、分布不均、老龄化的态势

北京（1311.1人/平方公里）和天津（1289.8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均为河北省的3倍以上（393.4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2.1人/平方公里）的9倍以上。六普数据显示，北京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7%，天津市为8.5%，河北省为8.2%；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占77.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个百分点，三地均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5年7月发布的京津冀三地统计数据）。

3.5 经济发展不平衡，京津“虹吸效应”明显

2014年，京津冀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约6.65万亿元，占全国的10.4%，单位国土面积的GDP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4倍；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8863.8亿元，占全国的11.7%。但长期以来，受行政壁垒、地方保护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京津地区（尤其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虹吸效应”明显，吸引了区域内大量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和消费等，导致河北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灯下黑”。目前，北京已步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率先实现实现“二三一”到“三二一”的战略转变，第三产业占比比重达到77.9%，而且仍在不断提高并呈现明显的高端化趋势。作为我国最早的老工业城市之一，天津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未根本性改变，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占比达到49.4%。而河北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二三一”，而且主导产业多为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环保压力大，产业结构转型难度高。人均GDP方面，截至2014年，京津两地人均GDP均超1.6万美元，而河北仅为6500余美元，不足京津的1/2。从城镇化率看，京津冀三地城镇化率分别为86.4%、82.3%和49.3%。总体上来看，河北省城镇化水平偏低，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遇的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改革主体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限制、产业分布不平衡等发展壁垒的存在，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并不高，因此在该区域内推动供给侧改革，首先得加强顶层设计，淡化原有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同时明确改革主体。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政府是区域内的管理者，是区域内公众利益的代表，可以考虑建立京津冀地区供给侧改革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加强区域内供给侧改革的领导，制订相关整体规划，强化规划的落实，形成良好的区域体制环境。企业层面，要清理部分无经济效益的企业、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各个企业的配合。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和信息服务作用，推动各行业的企业在区域内的交流和沟通，形成强强联合的产业集聚效应。

4.2 统一规划，实现与其他国家战略的良好衔接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必须要建立引领区域發展的规划体系，加强同其他国家战略的衔接。可根据要解决的问题重要性，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在专家委员会的推动下，系统深入地研究区域发展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供给侧改革的先行先试，其本身就有供给侧改革的基因。我国的国家战略体系中，未来或多或少都会有供给侧改革的基因，应该着力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其他国家战略的衔接与协调。

4.3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新的产业格局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使各主体建立起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的产业格局。首先，创新高端技术及研发产业是北京的强项，因此，可以在北京的引导下，与天津、河北合作共建高科技园区。其次，环保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亟需解决的，在整个京津冀区域中，对污染重效益少的企业应进行有序疏散，对污染重效益大的企业进行一定范围的控制。最后，加强区域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传统产业发达的河北为重点，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培育新型产业，如建立滨海新区、秦皇岛、唐山的滨海观光休闲度假带等旅游业。

4.4 注重人口因素，实现以人为核心

供给侧和需求侧并不对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更多侧重于需求侧的改革，这种改革思路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正在倒逼我国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供给侧。但对于城市系统单个元素来说，人是主体，供给侧较需求侧更多的考虑人口因素，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依靠劳动力素质、公民环保意识等。因此在京津冀区域中，人口的分布也需要有一定的规划，长期以来由于北京的首都效应，天津与河北的高端产业人才总体上是不足的，对此应该从规划的角度利用高薪高福利进行人才引导，平衡各地的人才结构。最后，人口素质教育也需要跟上时代，重点加强对河北和天津教育资源的投入。

4.5 创新区域沟通和协调机制，降低交易成本

建立京津冀区域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减少交易成本，重点在于减少部分利益相关者维持垄断利润的活动，同时也减少资源浪费。在京津冀区域中可能有开办企业、申请开工许可、获得电力、财产登记、获取信贷、投资者保护、税款交纳、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解决破产等这些供给侧指标，这些指标的具体化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在区域中建立相对透明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减少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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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6）.

[6] 朱富强，朱鹏杨.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J].财经研究，2016（2）.

[7] 戚伟，刘盛和，赵美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J].地理学報，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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