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以前都邑赋的表现内容及其建筑史料价值

摘要：都邑赋是古代赋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城市及其建筑研究的重要资料，本文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论述了都邑赋分类的由来及其收录范围，并对唐代以前都邑赋的历代创作、现存篇目及其所赋城市，以及赋文的表现内容与价值和资料的可靠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赋；古代城市；建筑；文献；唐代以前

中图分类号：TU-0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5—0033—0008

一、都邑赋的由来与收录范围

都邑赋是我国古代赋体文学的传统题材，也是赋文编辑的重要类别。从建筑史的角度而言，它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都邑赋创作——西汉扬雄的《蜀都赋》并不专注于对城市本身的描述，而是充满对乡邦故里的热爱与怀念之情的作品，那么以东汉初年杜笃的《论都赋》为始大量出现的论都之作，则无疑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文学对于城市，首先是京都选址及其建设的关注，被最早对赋进行讨论的文艺理论著作南齐刘勰的《文心雕龙》列在“京殿苑猎”大赋题材之首。京即京都，刘勰以后，萧梁时期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昭明文选》即以“京都赋”为分类收录了这类题材中的代表性作品：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和左思的《三都赋》，并析《两都赋》为《西都赋(并序)》、《东都赋》，《二京赋》为《西京赋》、《东京赋》，《三都赋》则并序析为四篇：《三都赋序》和《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明显带有从单体城市的角度收录赋文的特点。京都赋，顾名思义就是以历代都城为描写和论述对象的作品，但后来又产生了一些以一般城市和关隘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故宋人李昉《文苑英华》收赋又在“京都”外增设“邑居”一类，并把以桥、堤、市等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收入其中。都邑赋的分类始见清陈元龙编纂的《历代赋汇》，作为我国古代收赋最多的赋总集，以其收赋情况来看，“都邑”的命名盖合“京都”、“邑居”二类而言，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这一类别的题材收录范围。

首先，从《历代赋汇》一直承继《昭明文选》而来的分类体系中明显存在的对以建筑描写为主的作品按建筑类型划分的原则来看，凡以城市为描写题材的作品，不论叙述写实还是议论抒情，均属都邑赋范畴。

已知唐代以前以都邑命名的赋共52篇：扬雄《蜀都赋》、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按《昭明文选》，以2篇计)、傅毅《洛都赋》、《反都赋》、崔驷《反都赋》、《武都赋》、张衡《南都赋》、《二京赋》(按《昭明文选》，以2篇计)、刘桢《鲁都赋》、徐斡《齐都赋》、曹植《洛阳赋》、《迁都赋》、吴质《魏都赋》、刘劭《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佚名《中都赋》、阮籍《东平赋》、《元父赋》、文立《蜀都赋》、韦昭《云阳赋》、何桢《许都赋》、傅玄《正都赋》、《蜀都赋》、左思《齐都赋》、《三都赋》(按《昭明文选》，以3篇计)、王虞《洛都赋》、庾阐《扬都赋》、《吴都赋》、曹毗《魏都赋》、《扬都赋》、《冶城赋》、夏侯弼《吴都赋》、鲍照《芜城赋》、孔逭《东都赋》、吴均《吴城赋》、萧纲《围城赋》、高允《代都赋》、梁祚《代都赋》、阳固《北都赋》、《南都赋》、裴景融《邺都赋》、《晋都赋》、裴伯茂《迁都赋》、王贞《江都赋》、杨温《零陵赋》、佚名《齐都赋》，除傅玄《正都赋》一篇恐是误人“巧艺”类之外，余者皆被《历代赋汇》收入都邑赋门下。其中曹植《洛阳赋》、鲍照《芜城赋》和吴均《吴城赋》，本是废都怀古之作，按《芜城赋》被《昭明文选》收在“游览”类中推演，此3篇作品当一如唐刘禹锡的《山阳城赋》和宋张耒的《吴故城赋》，人《历代赋汇》的“览古”类；而阮籍《东平赋》、《亢父赋》、韦昭《云阳赋》、杨温《零陵赋》，所写既非皇城亦非王都，除《云阳赋》情况不明外，《零陵赋》据《隋书·腾穆王瓒、嗣王纶列传》记载，是杨温被贬至此地后的自寄之作，零陵地处偏僻，“其辞哀思”，而《东平》、《亢父》二赋则写城市自然和历史环境与人性、民风、政治的关系，以贬损代替赞美，可当之“讽喻”。但从总体上考虑，《历代赋汇》览古类收入的大都是登楼、橹、城墙等高大建筑时的咏怀之作，而讽喻则以抒情言志为主，在这两类中，城市和建筑仅仅是其言志抒情的依托，并非描写的中心，而都邑赋则大都是以城市为描写主体的作品，故《历代赋汇》以此7篇入都邑赋。这一改变无疑是方便建筑学研究的。故笔者以为，对于《历代赋汇》中别收的唐后之作，如上述《山阳城赋》、《吴故城赋》也可以做同样看待，收归都邑赋中。而曹植《迁都赋》，从今存赋文来看。实质上是借屡次被贬迁都抒发自己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感慨，并非以城市为描写和感怀对象，故应当排除在都邑赋之外。萧纲《围城赋》以《梁书》本传来看，其旨盖在责怪朱异轻信导致侯景之乱建康城被围，虽不可能是以城市描绘为主，但今仅存末章也有一定对于建康城池建设的描写，故把它与曹植《迁都赋》区别对待。崔驷《武都赋》由于情况不明，不好妄断，故仅在篇后附表中存录，以备后来考证。

除上述诸篇之外，《历代赋汇》于唐代以前的赋文在都邑赋中还收有曹丕《登城赋》和孙楚《登楼赋》。收《登城赋》盖从《文苑英华》，以其名中含“城”，但此城为城墙而非城市，且不以建筑描写为主，故当入“临幸”；而《登楼赋》，以其于“正集”中见于览古类，逸句却被收入都邑类中来看，后者必是误收无疑。

其次是一些虽非专以都邑为描写对象作品，但因与都邑有关也被《历代赋汇》收入都邑赋中，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承袭《文苑英华》的分类，收录以长城、关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东汉李尤《函谷关赋》、梁萧子筢《建安城门峡赋》和卢询祖《筑长城赋》，而江统《函谷关赋》虽也被收入其中，但实为登关感怀之作，故入览古类更恰当；二是以大于都邑的某一地区或国家为描写对象的赋作，《历代赋汇》所录并无先唐作品，以此归类，其未收之作：东晋王彪之《闽中赋》、曹毗和顾恺之的两篇《湘中赋》、先唐佚名《南荆赋》、虞干纪的《迦维国赋》，可当之。但如今这五篇作品除《南荆赋》以外皆不见有建筑与城市描写，以与其同时期作品描写的情况推论，很可能都是以山水风物见长的作品，故后论不再涉及；三是以城市的某一区域(如市、坊)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其实是传统都邑赋描写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唐前作品有成粲《平乐市赋》和萧子筢《直坊赋》；四是以桥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但唐以前赋中不见。

很明显，在这一类作品中，除扬雄《蜀都赋》(此时成都为地方都会)、张衡《南都赋》(宛虽称南都，但只因是刘秀生长之地，并无陪都之实)和上面已经提到的阮籍《东平赋》、《亢父赋》、韦昭《云阳赋》、杨温《零陵赋》之外，所赋之城都曾为一代帝都、陪都或诸侯之王城，也就是说，以京都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始终是都邑赋的主流创作。

二、都邑赋的历代创作与现存情况分析

都邑赋的历代创作和现存具体篇章详见文后附表1。

总体而言，都邑赋以西汉扬雄描写乡邦都邑的《蜀都赋》为发轫之作，但其大盛却是伴随着东汉定

都的争论而起，杜笃《论都赋》是这场争论的首发之作，奠定了以后论都赋以两都对比形式创作的基本模式，后在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中发扬光大，以现存篇章来看，都是长于宫室描写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魏晋之际是都邑赋题材内容发生转变的开始，但曹魏时期由于都城建设的发达，传统大赋仍呈现出兴盛的态势，至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成为传统大赋的最后绝响，以后虽也有续作，也不过“屋下架屋”，“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但同时，原来都邑赋的描写内容却逐渐分散成为独立的题材遍地开花，如前述成粲《平乐市赋》。而也就是从左思开始，都邑赋由对北方都邑宫殿建筑的细致刻画转向了对南朝秀美都会风光的赞美，至东晋南朝蔚为大观，并出现了以芜城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不仅篇制短小，而且以抒情怀古为主，宫室壮丽的传统大赋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北朝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学发展较之东晋南朝慢了半拍，因此产生有一定数量的长于描述城市情况的都邑大赋，但如今却几近无存。个中原因，固然与北朝之作整体创作水平低于同时代的南朝作品有关，但如果把它与整个先唐都邑赋的保存情况联系起来看，却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从古籍的保存规律来看，应当是时代越早保存的情况越差，但唐代以前都邑赋的保存情况却恰与此相反：汉代作品尽管与实际的创作相比保存很少，但如今存留下来的却大都是完篇，而汉后之作除左思《三都赋》和阮籍两篇地方赋保存完整之外，却大都只有逸句见存，且时代越往后保存越少，北朝诸赋则大多仅见存目。很明显这并非是保存不力的原因，如今不存的作品也决非仅仅是文学水平偏低所致，如阳固《南都赋》、《北都赋》、高允《代都赋》、裴伯茂《迁都赋》，史书称其不录的原因只是因为篇制过长，并未提及艺术方面的原因。其实不论是篇制长短还是艺术水平高下，都邑赋所呈现的越往后保存情况越差的现象，就其根本而言，一是与当时和后世之人对文学艺术欣赏中的题材选择有关；二是与时代发展和城市建设思想的成熟以后京都题材的现实政治意义逐渐衰弱有关；三是与大赋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已经形成的模式化描写程序和并无太大变化的对具体宫殿建筑的描绘和词语的使用，不仅在文学上毫无新意，同时也由于类书的出现而使后来产生的作品失去了其在普通民众中“词典”式的学习作用(详后)。

综上所述，今见都邑赋尽管数量庞大，且以描写宫室建筑见长的大赋为主(占已知作品的一半以上)，但实际上保存下来的作品却很少。以建筑描写为主的大赋主要产生在东汉时期，完篇者只有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6篇，另外就是此前西汉扬雄的《蜀都赋》和此后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基本保存完整，约占总数的1/6，余者缺失都非常严重，加上残文断句之作，含有建筑描写的文章只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且由于城市的不同特点和赋家作赋的目的不同等原因，完篇之中扬雄《蜀都赋》、杜笃《论都赋》和张衡《南都赋》都较少对于城市建设的描绘。因此，在这样庞大的都邑赋创作中，今天留给我们最有利用价值的作品还是《昭明文选》收录的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和左思《三都》这几篇经典文献。

三、都邑赋资料的可靠性分析

与同时期的诗歌等文学体裁相比，赋因多与建筑有关的题材的创作，大都长于描写，虽多夸张、想象，但却因作为描写对象的建筑本身依托于技术层面发展的实际和“描模对象较为具体，终有一定限度”，尤其是其中数量巨大的以京都、宫殿这类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重要建筑实体为描述对象的作品。

对比史料记载，现存都邑赋除开篇对城市山川地理形势和物产的描绘有不实之处外，对城市建筑的描写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因此后世才有“依京都赋所作之图画，如《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戴安道有《南都赋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杨修有《两京赋图》，史文敬有《张平子西京赋图》”，《历代名画记》记晋明帝有《洛都赋图》，史道硕有《蜀都赋图》。其中所述建都历史也多能与史实相互印证，不见虚辞滥说，因此可以作为历史建筑研究的可靠资料利用。

资料的可靠性保障在于作者对史料的充分把握。由于都邑赋体制庞大、内容繁复，因此资料的搜集在创作过程中至关重要，唐代以前私人藏书很少，绝大部分的典籍资料都藏于天子之家，只有史官和图书整理一类的人群才可以接触到，据历史记载，都邑赋的作家大都有供职于这些部门的经历：扬雄校书天禄阁，班固、傅毅，崔驷等曾典校秘书，傅毅曾为兰台令史，张衡做过太史令，左思为秘书郎中，等等，这些职位为他们搜集可靠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扬雄还是《蜀王本纪》的作者，班固著作了《后汉书》，张衡曾补缀《汉纪》(《后汉书·张衡传》)，这些都是赋作描写可以印证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在作赋的漫长准备期间，赋家大都有在其所赋都邑长时间游历、生活和为官的经历：扬雄是蜀郡成都人，四十岁之前一直居于蜀地；杜笃、班固、傅毅祖籍都在长安附近(杜笃，京兆杜陵人；班固，扶风安陵人；傅毅扶风茂陵人)，而在洛阳为官；崔驷主要生活在洛阳；张衡早年生活在南阳，后来到东京任职；左思生于齐都，后随妹左棻人京；阮籍曾任职东平(《晋书·阮籍传》)。对于没有去过的城市，除注意文献的记载之外，赋文的作者还搜集有大量的口头资料，如左思“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这样，史料、亲历和聆听三者并用，为都邑大赋创作的真实可靠提供了最大的保障。因此，在都邑赋的研究者看来，这些大赋被广泛传抄，实际上是与其具有史料价值分不开的，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都邑赋繁复的内容在一般百姓的生活中代替了对史书的阅读，故而引起“洛阳纸贵”。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文学，都邑赋夸张失真之处不可避免，这是与其文学夸张想象的特性及其创作总体在表现手法上类型化、程式化的缺点和赋家急欲在一篇赋文中尽可能完美地展现所有内容的追求相联系的。然而，中国古代城市及其建筑最具普遍性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不可避免的缺点中得以展示的。

所谓类型化、程式化，表现在都邑赋的创作上就是除了因具体城市不同而在描写细节上各有差异，对比描写的城市各有侧重之外，赋文的谋篇和具体事物的描写具有大致相同的描写程序和内容特点，缺乏个性，尤其是汉赋，因此被赋的研究者称为类型化的写作，具有图案画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几乎所有汉赋包括宫殿赋、苑猎赋甚至咏物小赋的通病。这个通病确实使我们很难从赋文的描写中发现某一城市和建筑独有的特点，如“诸家在赋中一言及宫殿嵯峨高峻，不是登之可干云霓、揽摘群星，便是神明偃蹇而上，中道怵惕而后返，其手法之雷同，已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至于汉代赋家在摹写宫殿建筑群的格局、结构、装饰等方面，其追求作尽善尽美描绘的心理欲求，以及作品的描绘程序、表现手法、艺术效果，则与布瓦洛所批评的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创作倾向十分近似。他们描写的已非现实情景中某一具体的宫殿，而是运用了丰富的知识和夸张的表现力，将作者所建或所想到的宫殿之富于理想的特征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对象上去。因而此时的宫殿，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具体而现实的存在，而是超越了时空的、理想类型的形象化。”这就是大赋对城市和建筑描写失真的地方。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

非仅是作者想象力贫乏和艺术手段的因循所致，也不全是赋作者不懂建筑造成的。相反，这个在宫殿群的布局和具体建筑描写上发生的类型化所展现的恰是中国古代建筑最基本的建筑思想和特点。而其对每一个对象上下四方铺开式的繁复描写则为我们从各个角度欣赏和研究建筑提供了可能。同时，就在这些类型化的描写当中，都邑赋对不同城市情况的取舍也充分展现了这些城市不同的建筑特点，其在城市描写上的不断成熟也恰与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如：长安以宫室建筑著称，其布局摹写实际的天象；而洛阳则礼制建筑发达，其规整的布局和对于象天法地所作的理性化、合礼制的改造为以后的城市建设提供了积极的范本；其后邺都规划更加显示出经验的作用，其井井有条的布局安排，应该说并不仅仅是左思及其《魏都赋》本身在创作水平的提高，也是邺都营造较之以前得到极大发展的实情写照。至于描写的程式化，则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些赋作中可以得到哪些资料内容。

四、都邑赋描写的主要城市与涉及篇目

在都邑赋保存下来的文字中，建筑描写最多的城市是汉都长安、洛阳和魏都邺城三个城市。

有关长安与洛阳的情况在先唐赋的很大一部分作品中都是对比介绍的，且主要是东汉之作，但在这种描写模式当中，由于写作目的(或贬洛阳简陋，或颂、讽长安豪华)和文学艺术上避免重复雷同的要求，对两都的描写各有侧重，作品中建筑描绘以长安为主，对东都则主要是赞扬光武业绩和明帝制度，这一点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表现都非常明显。杜笃《论都赋》尽管不以对城市建设的描绘为主，但其所简略涉及的部分也是长安而非洛阳。崔驷和傅毅的《反都赋》从今存残文来看虽都是对洛阳的描写，但也是以颂扬洛阳制度为主，其中傅毅的《反都赋》仅剩断句，根本不见对洛都城市建筑的描绘，崔驷之作则尚有少量描写见存。同时期描写洛阳的还有傅毅的《洛都赋》，虽残，但描写城市建筑的部分却大多存留了下来，是除班、张之作以外对汉都洛阳城市研究最有价值的赋作。而曹植《洛阳赋》写的则是汉末洛阳遭劫之后的惨状，可惜仅存残句。后曹魏对洛阳进行了修缮，但描写当时情况的刘劭《洛都赋》和佚名《中都赋》皆已不存，而西晋傅玄和王廙的《洛都赋》虽仅有描写建筑的断句见存，却颇有价值，尤其是王虞之作，对洛阳宫正殿和三市都有描绘。南北朝以后，也有赋洛阳的作品，如南齐孔逭《东都赋》和北魏阳固《南都赋》、东魏裴景融《晋都赋》，但都不存。至于长安，东汉以后则不见有再赋之作。因此，不论长安还是洛阳，大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东汉的城市与建筑。

对邺城的描写主要是左思的《魏都赋》，是研究三国时魏都邺城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其他四篇写邺都的赋作，三国魏吴质《魏都赋》仅存断句，东魏裴景融《邺都赋》和裴伯茂《迁都赋》写东魏邺城，仅剩存目，只有东晋曹毗的《魏都赋》有建筑描写的断句见存，但也只是提到“白藏之库”而已，全无其他关于城市及其建筑情况的记载。

其他有较多篇章(3篇以上)描写的城市有蜀郡成都：分别是汉城(扬雄《蜀都赋》)和三国城(文立、傅玄、左思《蜀都赋》)；江苏南京：分别为三国时吴都建业(左思《三都赋》)和东晋、萧梁建康(庾阐、曹毗《扬都赋》、曹毗《冶城赋》、萧纲《围城赋》、萧子筢《直坊赋》)；江苏苏州：分别是三国城(左思《吴都赋》)、南朝晋宋之城(庾阐、夏侯弼《吴都赋》)和梁时吴城(吴均《吴城赋》)。于此三地，赋作虽繁，但除左思《吴都赋》较为详细之外，今见他赋有关城市建设的描写却不多，其中原因并非城市建设本身不足为赋和文多缺失所致，更多的还是赋家的关注点不在于此。不仅大量的南朝之作喜风物描写，多兴亡感叹，即使汉人作品也因赋乡邦而多风土人情的描绘。因此，有关这三座城市，都邑赋的建筑史价值远不如赋长安、洛阳和邺城之作。齐地临淄和北魏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也都有三篇以上赋作涉及，且以目前推断多为以宫室描写为主的传统大赋，但徐斡、左思、佚名三篇《齐都赋》或残或佚，如今仅存少量对于临淄城建的描写，分别为汉城和晋城；高允、梁祚《代都赋》和阳固《北都赋》情况更糟，虽阳固之作尚有残文，但却不见涉及建筑。故都邑赋于此两地，除临淄赋尚存有限的价值之外，平城赋基本无用。

此外，见于赋中的都邑还有东汉南阳(张衡《南都赋》，郡治宛，在今河南南阳)、鲁城(刘桢《鲁都赋》，今山东曲阜)、邯郸(刘劭《赵都赋》，今河北邯郸)，三国城：曹魏陪都许昌(刘劭、何桢《许都赋》，今河南许昌)、吴地扬州(鲍照《芜城赋》)、云阳(韦昭《云阳赋》，今江苏丹阳)和隋之零陵(杨温《零陵赋》，今湖南零陵)、扬州(隋王贞《江都赋》)，但于今仅有张衡《南都赋》、刘桢《鲁都赋》、刘劭《赵都赋》和何桢《许都赋》有少量描写见存。

李尤《函谷关赋》以其言“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修”来看，所赋当为汉元鼎三年(前114)所置之新函谷关，在今河南新安东，但作者笔墨大都集中在对关之周遭形势的描绘，以突出其险要地位，于城关建筑的描写则仅有“施雕砻以作好，建峻敞之坚重。殊中外以隔别，翼巍巍之高崇”几句，可以得到的信息只是城关险峻、崇高、坚固，石作上有雕刻而已，并无其他。卢询祖《筑长城赋》据《北齐书·卢文伟传》附传记载，作于天保末，卢询祖“以职出为筑长城子使至役所”之后。从史传的记载来看，北齐为了防卫柔然和契丹的入侵，其中一次在天保六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北)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九百余里”(《北齐书·文宣帝纪》)，2003年下半年发现的北京通州区土长城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段，其建筑方式与今存《筑长城赋》残句“板则紫柏，杵则木瓜”中记载的夯筑相同，因此尽管从残存赋文本身我们很难判断作者所赋长城的位置究竟在哪，但从建筑的时代方面考虑，不论如何它都应该可以作为研究这段长城建筑的有利资料，可惜散佚大半。成粲《平乐市赋》所赋何地之市不甚明了，所述市中建筑“而乃巷列千所，罗居百族。街衢相望，连栋接屋”与左思《邺都赋》等都邑赋中的描写大同小异。而萧子笵《建安城门峡赋》今存文字并无有关建筑的内容。

五、都邑赋所赋城市的内容及其价值

唐代以前都邑赋对于城市情况的描绘内容大同小异，且大都遵循从里到外、由古至今、从理论到实践、从大到小、上下四方的描写程式：首述城市在整个国家版图中的位置，城市的疆域、分野，城市四周远郊、近郊的山川地理、交通、物产、民俗，城市建设的历史，当代定都、建都的过程，建筑思想和法则、城市的外郭、内城、城隍、城门、道路，皇宫及其内部宫殿、堂、榭、楼、台、馆、阁、四方之门、阁道等建筑，离宫、苑囿、街衢、府署、里闸、客邸、市廛，尽管不同的赋作对这些内容各有取舍，但大抵不出其外，几乎包涵了所有城市建筑可能涉及到的内容。同时，都邑赋还以客观事实的描述展现了我国古代国家都城与陪都并存的两都或多都的建制：西汉以长安为国都，而以洛阳为陪都；东汉、西晋国都洛阳，但以长安为陪都，东汉并以南阳为南都；曹魏建都洛阳，但邺、许、长安、谯都是陪都，故称五都；北魏先有盛乐，后以

平城为都，盛乐称北都，平城为南都，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则以洛阳为中京，平城便成了北都。排除其以帝王故乡(如东汉南阳、三国谯县)和立国前根据地(邺城、许昌)为陪都的现象，两都大都是以一南一北、一中一西的形势存在，从东汉赋对长安与洛阳的描绘中，我们知道，二都的设立实际上是由于不同地理位置及其山川形势决定了二者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互补作用。洛阳地处版图之中，四方道里均，是理想的为政之所，长安则山川险要，土壤肥沃，是兵家必争之地，各有所长，故唐太宗以为“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合同之府”。北魏的盛乐与平城、平城与洛阳，盛乐是北魏的发源地，平城是其进取中原的根据地，而洛阳则是它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的最后落脚点，每一步都有进有退，有守有据，实际上也具有与长安和洛阳同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

但这些都邑赋并非仅仅是当时城市及其建设情况的文献记录，也不是为其时代和统治者唱响的赞歌。其中东汉、魏、西晋与北朝诸作大多产生于与当时政权定都、迁都和时下京都建设等重大问题发生之时，作者以赋参政，对都城的选址、规划、功能定位以及政治、军事意义等进行记述、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故京都赋又称论都赋。《昭明文选》首列赋篇，并把京都赋置于赋类之首，除了京都本身的重大政治意义之外，应当与其作者积极参政议政的态度不无关系。尤其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其发生之时正当中央集权制国家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直接参与关于建都的论争，对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都城选址和规划思想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推进作用，且大都保存完整，是我们了解古代城市建设思想及其形成过程的绝佳选择。同时，在赋的形式下，它也更多地思考了城市环境及其建设与城市经济、民风民俗、国家政治以及人心理健康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论都赋和阮籍的《东平赋》、《亢父赋》，见解深刻，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此，笔者已另撰他文进行分析，此不详述。

另外，先唐都邑赋在印刷术和类书尚不发达或尚未出现的时代还具有类书和小学书籍的价值，司马相如、班固、扬雄都是小学家，今已知司马相如著有《凡将篇》，班固有《大甲篇》、《在昔篇》，扬雄有《训纂篇》，其他赋家也均为饱学之士，这样的知识结构客观上在都邑赋的写作过程中难免掉书袋之嫌，但大赋本身对于事物从多角度进行刻画特点，使其对某一建筑或建筑部件，如斗拱、梁柱、藻井等繁复铺陈的描写和大量堆积的同义词、近义词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建筑名称及其建筑技术发展情况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以张衡的《西京赋》为例，其描写建筑的名词：宫、室、殿、堂、阁、馆、庐、舍、亭、榭、廊、庑、闱、闺、闼、阙、柱、梁、楹、榱、棼、檫、桴、檐、栭、楣、轩、琐、蒂、藻井、槛、栾、甍、寮、门、户、基、阶、碣、墀、砌、隥道、除、陛、街、衢等等，涵盖了很大一部分我们对古代建筑词汇的认识，由于它们都附着于赋文的具体描写中，对于我们研究其具体所指提供了非常直观的印象。